殡葬改革是直接触及人们世界观、人生观和生死观的社会变革，是向千年丧葬陋俗的直接挑战，是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。要改革传统的丧葬方式和风俗习惯，首先要改变观念认识问题。“文革”时期，由于“极左”思潮的干预，土葬及与之相应的封建迷信活动等社会现象曾一度减少。但人们并未真正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殡葬改革的必要意义。因此，一旦气候与土壤条件相宜，人们头脑中的旧有观念又会故态复萌，丧葬陋习又死灰复燃。丧葬中的封建迷信活动，犹如长效慢性毒药，长期潜移默化，许多人中毒虽深，却不能自我觉察。因此，大张旗鼓而又深人细致地宣传破除迷信，移风易俗、勤俭办丧事、文明办丧事，用科学知识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很有必要。科学终究可以战胜迷信，只要群众明白了破陋习、树新风的道理，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，并身体力行之;通过反迷信、讲科学，得到新的心理平衡。
丧事奢办与封建迷信是一对孪生儿。据有关资料，我国目前每年的丧葬消费(又叫“白色消费”，与结婚的“红色消费”相对而称)从20世纪80年代的80亿人民币到90年代上升为近100亿元，有人估计在150亿元左右，丧葬消费浪费惊人。因此，在加强破除封建迷信的同时，还要大力宣传、教育后辈从精神和物质上，尽力傣养好老人，使其居安食美、心畅神爽，颐养天年;老人死后，丧事应尽量从简，有益于社会、有利于生者、有安于死者，也使少数心术不正的干部或实权人物及群众，不能以举丧名义，利用死者行贿、受贿滋生腐败，使社会风气得到进一步净化。
事实上，古往今来，不乏提倡简办丧事的有识之士。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倡导丧事简办。早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就在纪念张思德逝世一文中指出，村上的人死了，开个追悼会，用这样的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。1956年4月27日，在毛泽东倡议下，毛泽东，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，相继在《倡议实行火葬》倡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当时不在北京或没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，听到签名消息后，纷纷向中央和有关部门表示死后实行火葬。从那时起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穴的墓碑上，很难找到当时签名者的名字和相片。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已被镌刻在骨灰堂精巧的骨灰盒上。而周恩来、邓小平的骨灰，则按照他们的生前遗愿，撒向祖国的江河湖海。毛泽东却成为并非出自本人愿望的例外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他失去了处理自己遗体的权力，永远安息在专供后人瞻仰凭吊的巍峨辉煌的纪念堂。提倡丧事简办，不仅限于上述已知已故或健在的党和国家高级干部。在中国共产党党内，许许多多的中级和基层干部、普通党员生前与身后，都留下了简办丧事的遗嘱，或实现了殡葬改革从我做起的愿望。可以乐观地预料，只要全党上下严格按照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《关于党和国家高级干部逝世后丧事改革的通知》精神办事，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有效扭转目前丧事奢办的不良社会风气。通过自上而下地、从党内提倡到党外激浊扬清之举，造福人民、激励后世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理想境界的早日实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