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“墓”意思相近的，还有“坟”、“茔”、“丘（邱）”、“冢”、“垅（垄）”、“土”、“培”、“堬”、“垜”、“山”、“陵”、“寑”等十多种叫法。
“墓”，大概是最为原始、正宗的概念了。笼统地说，墓是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物的固定设施。在考古学上，常会把“墓”与“葬”相提并论，言之为“墓葬”，可见墓的古老和重要。
“墓”的本义有多种解释。《说文》称，“墓，丘也。”《广雅》谓，“墓，冢也。”《论衡·讥日》直接说，“墓，土也。”更有学者从字音上进行解释，清代乾嘉学派的中坚人物段玉裁称，“墓”就是“慕”——“孝子所思慕之处。”
但“墓”与“坟”、“冢”、“丘”、“陵”等，在古代有相当大的差别。
凡掘坑穴葬，盖土与堆平，不植树者，方叫“墓”，“墓”中透露出的是中国人朴素的早期丧葬观念——“不树不封”。
“坟”，则是与“墓”相对的。虽然现在大家通常把“坟墓”放在一起使用，但在先秦以前，两者区别明显：葬穴积土成堆，才叫“坟”。即《方言》所谓的，“坟，地大也，青幽之间，凡土而高大者谓之坟。”而坟的本义就土堆子，《礼记·檀弓上》称，“古也，墓而不坟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“冢”的本义，《白虎通》称“大也”。后来的意思则变成了坟，但《说文》称，“冢者，高坟也”，即封土高大的坟。上面的冖 表示地下覆盖，将死者覆盖于墓中,故从冖。
“丘”，本来指坟堆，即堆在葬穴上的封土，与此有相同概念的，还有“垅”，垅与“垄”相通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称，“尧葬济阴，丘垅皆小。”意思是，尧当年葬于济阴，其墓的封土很少，地面的坟头不大。
“墓”与“坟”、“冢”、“丘”意思上的不同，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早期人类的等级差别。普通人家的葬处可说是墓，也可说是坟，但“丘”则非下层民众可用。《周礼·春宫》称，“以爵等为丘封之度，与其树数。”大概意思是，死者下葬后，墓上封土的高底和植树的多少，与其生前的地位相一致，否则是越礼。王公级别的才叫“丘”，如苏州著名的虎邱斜塔，即因吴王阖闾之冢所在而得名。
墓中的更高等级，则是“山”和“陵”。
北魏郦道元所著的《水经注·渭水》（卷十九）有这样的文字，“秦名天子冢曰‘山’，汉曰‘陵’，故通曰‘山陵’矣。”
“陵”的本义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，后来则逐渐成为皇家坟冢的专用名词。其衍变过程就是指坟冢的封土越来越高大，最后到了堆积成山的地步，这非帝王不可为，所以只有帝王才能把墓造得如山一样高大。
但早期的“陵”，也可以是王公们的坟冢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（卷四十三）称，“肃侯元年，夺晋君端氏，徙处屯留……十五年，起寿陵。”清代学者顾炎武据此考证，肃侯的墓是高坟大冢，其也称“陵”，可见“陵”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，而且是诸侯可以使用的。
更有学者考证，在此前的春秋时期，已有了“陵”的概念。但在刘姓定下汉家天下后，特别是汉高祖刘邦的坟冢称为“长陵”后，“陵”就不能乱用了。只到今天，一般人的墓仍不可称为陵，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，其葬处才叫“蒋陵”。
“寑”，是陵的最高级别，寑本身并不是尸体所藏之处，是附属建筑，一般认为是“陵上的正殿”。
“寑”原指正规的起卧房间，即“寑室”，成语“寿中正寑”中的“寑，即取此原义。帝王所居之处则叫“寑宫”。而帝王死后去阴间仍想当皇帝，自然其魂灵依附的尸体所藏之处，也要造得如生前的宫殿一样，于是有了“陵寑”，这一专指帝王坟墓的特定称呼
从“墓”到“陵”的一步一步变化中，可以看出人类从蛮野向文明的进步过程。而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主线——是“事死如事生”观念的出现、确实和强化。
墓“不树不封”，地面无留痕迹，子孙也找不到。所以当早期是没有扫墓、祭祀概念的。这一习俗在蒙古人身上一直有体现，在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死时，都还是秘葬，地面不留标记，以致一直到现在，成吉思汗的葬处都没有被人发现。
“不树不封”的另一面则说明，早期人类的情感相对是淡漠的，或者是狠心的。
在生产力水平低，活人生存都颇艰难的环境下，对死人的照顾自然也就顾不上了，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感情，去考虑生死离别。后来，生产力发展了，物质财富有了积余，活人对死人就开始“怀念”了，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厚。
这种“怀念”，就是感情的一种升华，是人类文明的进步。
除了“墓”的概念有变化，墓的形制也同步被强调了，如帝王陵寑，由“封土为陵”逐步发展为“因山为陵”。
墓址的选择，不再像早期那样，随便找个地方安置，而是讲究“风水”。
晋代堪舆大师郭璞在《葬经》称，“夫葬，以左为青龙，右为白虎，前为朱雀，后为玄武。”此“风水观”对后世，特别是帝王陵寑选址影响很大，即便是普通人家，也要请风水先生相墓，寻一块可以旺子旺孙的吉地下葬。
墓也不再是死后匆匆挖筑，而是生前就开始营造了。
如始皇帝嬴政的秦陵，至其在东巡途中病死时，仍未完工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称，“始皇初继位，穿治郦山及并天下，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。”参与造陵的犯人就达70余万，可以想见其规模的巨大和形制的复杂。
二、“葬”的不同
“葬”，是一个会意字，从“死”，指人死后盖上草席，埋藏在丛草中。可见，古人死后，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，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。
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，“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，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，称为‘葬’。”后来，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，如土葬、火葬、天葬、二次葬等等。
“葬”音与“臧”相近，古义“臧”与“藏”相通，因而有学者认为，葬，就是收藏尸体，《说文》就是这个观点。《礼记·檀弓》称，“葬也者，藏也。”《荀子·礼论》称，“故葬，埋敬藏其形也。”都是这个意思。
与“葬”经常搭配起来使用的字，是“丧”——丧葬。
“丧”者，伤也。为什么要悲伤？因为有人死了。所以“丧”的小篆字形，上面是“哭’,下面是“亡”，表示哭已死去的人。因此，《说文》解释，“丧，亡也。”
葬，有薄葬与厚葬之别，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。
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，后来挖坑埋掉，身上盖点杂草、草席什么的物品，才有了原始的“葬”。而这种原始的“葬”，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，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，还是这种处理方式。
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，家中一贫如洗，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，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，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，草草埋掉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朱元璋后来想迁葬，都不方便，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，朱元璋正好作罢。
从考古发现来看，情况确实是这样。
1977年，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——裴李岗文化。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，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穴，墓穴简单，不见葬具，随葬品也很少，甚至没有。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，也仅是磨盘、磨棒、石斧、石铲、石镰、陶瓶、陶罐一类早期生产、生活用品。
这些考古发现也证明此时的中原地区已开始走向初步的文明，原始农业文明时期。
据宜昌博物馆公布的资料，1998年11月，在三峡工程建设中，于三峡库区归县旧州河古遗址，考古发掘了两座距今4000多年的原始社会墓葬。其中，二号墓为腰坑墓。这两座墓资，均为同一时期的土坑坚穴基，距地表深3米左右。其中一号墓坑长2米，宽0．78米，人骨架保存较好，骨架长1．64米，葬式为侧身屈肢，头向南，不见任何随葬品；二号墓坑长2．12米，宽0．85米，深0．4米，人骨架保存放好，骨架长1．65米，葬式为仰身直肢，头向北，随葬有陶罐、陶钵、陶碗、石铸等6件随葬品。
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，可以看成是“薄葬”。
与“墓”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，在“薄葬”之后，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，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，特别是后期“国家”和帝王出现，葬事开始复杂了。
与墓有级别一样，葬亦有了等级——葬厚流行，就是等级的反映、彰显皇威的体现，是“事死者如事生”观念的具体化。
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，其后是商、周。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。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，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如何地讲究，厚葬是如何如何地严重。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“妇好墓”便十分豪奢，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。
现已证实，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。此墓未被盗掘过，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，其中青铜器有468件，品种几乎含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。有两件大方鼎，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“司母戊”鼎。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，还有绿松石、玛瑙、水晶、象牙等许多宝石。
之后的春秋时期，“国弥大，家弥富，葬弥厚”。时“礼乐崩坏”，时人以厚葬为荣，薄葬为辱。史载，当时的齐国、宋国葬事逾制，导致厚葬之风盛行。
到了秦汉，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汉武帝刘彻的茂陵，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，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，焚烧了皇宫，又“发掘诸陵，取其宝物”。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，“陵中物仍不能减半”。
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，甚至帝王本人，都对如此的厚葬作法提出了反对。如魏武帝曹操、汉文帝刘恒、唐高祖李渊、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说提倡薄葬。曹操还身体力行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，陪以瓦器，连“送老衣”都是生前身上穿的，即所谓“敛以时服，无藏金玉珍宝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