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11世纪，周朝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周国家全面地继承并完善了夏、商以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，同时也使中国的殡葬礼仪达到了一个高度完备的制式化（法制化）水平。当然，这一制式化是以“周礼”的形式出现的。
“礼”即一整套言论、行为规范的总和。在周代，“礼”是用以区别并显示亲疏贵贱、等级差别的。亲疏或贵贱不同，其言、行都以不同的“礼”予以规定；礼具有法律效力，“违礼”行为要受国家（或家族）的惩罚。这就是周代的所谓“礼法合一”的社会制度。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（号称“三礼”），便详尽地记载了西周政治、行政、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礼制规范，其中包括了殡葬礼仪。
在殡葬礼仪上，为显示“贵贱有仪，上下有等”的区别，大体上有如下规范：
首先，对死者的称呼不同。 同是死亡，但社会身份不同，其称呼各异。如，天子死曰“崩”，意山崩地裂。故战国时就以“山陵崩”隐指君主死亡。诸侯死曰“薨”（hong），意为倾覆。大夫死曰“卒”，终了之意。士死曰“不禄”，即再也享受不到俸禄了。最下，平民百姓死才直言其“死”。
其次，丧服和居丧的不同。《周礼》中丧服有五等：斩衰（cui）。它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，斩衰用粗生麻布做成，衣旁和下边不缝边，故称“斩衰”（斩就是不缝边之意）。子为父、未嫁女为父、妻妾为夫、臣为君、诸侯为天子均为斩衰，居三年丧（实为二十七个月）。
齐衰次之。丧服用熟麻布制成，因经缝边，故称“齐衰”。居丧三年至三个月不等。大体上，儿子、未嫁女对母（含继母）三年；已嫁女为父母一年；孙为祖父母一年，为曾祖父母三个月等。
大功再次之。丧服用熟麻布制成，比前者更精细，居丧五个月。男子为曾祖父母、仁叔祖父母、堂伯祖母、堂姐妹，妇女为太人的姑母、姐妹等。 缌服是最轻的一种，丧服用细麻布制成，居丧三个月。男子为族曾祖父、族祖父族祖母、祖父族母、族兄弟，为外孙（女之子）、外甥、婿、妻之父母、舅父等。大体上，服丧的久暂取决于血缘的亲疏关系。
这些规定极为烦琐，要记住都很不容易，上述也只是择主要关系而言。以致后世人怀疑西周是否真正严格遵行过，可能其中有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想象成份。因为在西周重法制，人们聚族而居，一个家族少则几百人、多则数千乃至更多；而古代人寿命多短。如此服丧，一个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势必都在服丧之中。
殡葬规格不同：
已死入殓后，停柩待葬曰“殡”，意指待以宾客之礼。《周礼》规定：天子七日而殡，七月而葬；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；大夫三日而殡，三月或逾月而葬。即将遗体分别摆上七、五、三日而后入殓，殡之七个月、五个月、三或一个月再葬。《左传。僖公三十二年》载：“冬，晋文公卒。将殡于曲沃。”曲沃是晋室祖庙所在地，殡于曲沃是最隆重、规格最高的殡礼。次年四月下葬，刚好是五个月。晋文公为诸侯领袖，晋国是维护“尊王攘夷”的盟主，在礼仪上也就必须属守周礼，才能对诸侯有号召力。送葬上，《周礼》也规定：“天子葬，同轨毕至；诸侯葬，明盟至；大夫、士葬，同位至；庶人葬，族党相会。”
陪葬品的种类、多寡是随死者的社会地位而定的。随葬品包括青铜制的饮食器、兵器、乐器、玉器、骨器、陶器等；祭祀死者的祭品有大牢（牛、羊、猪各一）、小牢（羊、猪各一），前者为君主祭祀之礼，他人不得妄用。
此外，西周有殷商人殉之遗风，直到春秋战国之交才大体消失。
春秋战国，天下扰攘、连年争战，西周礼制多遭破坏，“凶礼”（主要指殡葬礼仪）同样如此。至西汉文帝，临终遗诏：自己死后，朝廷百官、亲眷只许居丧二十七日（史称以日代月），外地官员不得进京奔丧，其后百官除丧服，民间听任娶嫁。两汉殡葬礼仪并不严格。即便为父母守丧亦只是鼓励、表彰，而无硬性规定。魏晋南北朝，天下纷崩，凶礼多从各地的风俗。
迄唐，殡葬礼仪走向法制化，即正式形诸法律（包括刑法和礼法）。例如，唐朝重申了三年之丧，《唐律》规定，居父母丧，若身自嫁娶或去孝服以游东，均为“不孝”，属“十恶”之条，居丧中“生子，徒一年”。
此外，具有“准”法律效力的“礼”也在极力完善殡葬礼仪。在西周时代，“礼法合一”，礼即法。春秋以后，各国开始制定法律，但礼仍然存在。于是，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便逐步形成了“以礼辅法”的一个突出特点。由于礼的特殊作用，历代统治者均极重视对礼的整理修订。
唐太宗时的《贞观新礼》和唐玄宗时的《大唐开元礼》都是我国礼制之集大成，“由是唐之五礼（吉凶军宾嘉）之文始备，而后世用，虽时小有损益，不能过也。”（《新唐书。志。凶礼》）《开元礼》对殡葬中“若五服与诸臣丧葬、衰麻哭泣则颇详焉。”详细到什么官员死后幡用多长、坟多高、墓前置何类石兽及多少对等，都有明确的规定，严禁“愈礼”。例如，《开元礼》规定：一品至三品官，可用九尺长的白幡、四至五品官用八尺幡、六至九品官用六尺幡，上面书死者的姓名、官职、功名，称为“明旌”。 唐朝对殡葬礼仪的法制化（和礼制化并举）为后世所沿用，如明、清的此类法律条文近乎是全部照搬。
